大陆银行创始人谈荔孙

  谈荔孙，字丹崖，祖籍江苏无锡，生于江苏山阳（今淮安），光绪六年（1880）12月13日生于淮安一个封建官僚家庭。曾祖父谈烜因在河南为官，卸任后便选择在淮安定居。祖父谈静山曾在山阳作幕友，后任四川夔州知府，卸任后也回到山阳定居，目睹了晚清官场之腐败，不愿子孙再入仕途，遂于光绪十七年（1891）捐资创办谈氏东文学堂，聘请日籍教员教授各门课程，在当时算是新潮。谈荔孙父亲谈亚邃捐得一个山东候补知府的虚衔，但并未实际任职。谈荔孙少时在私塾读书，光绪十八年（1892）入谈氏东文学堂学习，接触到西方文理科学和日文，他读书甚勤，成绩总居前列。光绪二十四年（1898）毕业后，又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考入南京江南高等学堂。

  光绪三十年（1904），谈荔孙考取公费留学日本的资格，守“子孙不入仕途”的祖训，进入东京高等商业学校，读银行经济科。他早年学过日文，对在日本留学有很大帮助，学业优良。当时和他同校的同学，有以后在中国金融银行界鼎鼎大名的吴鼎昌、钱永铭等人，还有日本大仓财阀的嗣子大仓喜六郎。大仓财阀当时开办了大仓商业学校，创办化工、制麻、制革、酿酒等公司企业，并在我国辽宁本溪湖煤铁矿有投资，经营多种实业。大仓的经营思想给年轻的谈荔孙留下了深刻印象。毕业后，谈荔孙到日本银行界实习，对现代金融业及其管理有了初步的亲身体验。

  宣统元年（1908），谈荔孙应张謇之聘，回国担任江南高、中两等商业学堂教务长兼银行科主任教习。他在教学中，借鉴了大仓商校的教育学生的方式，不仅有课堂讲授，而且模拟银行环境，首创银行实践室，培育学生的实际在做的工作能力，培养了不少银行、会计方面的专业人才。同年8月，谈荔孙参加了清政府举办的留学生科举考试，以成绩优等，得授商科举人，派任度支部主事，但谈遵“不入仕途”之祖训而坚请调离。其后，清政府为了适应形势需要，改组户部银行为大清银行，调谈荔孙任大清银行稽核，他从此进入金融界工作。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1月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谈荔孙应财政总长陈之聘，赴南京财政部任职，管理南方革命军军用钞票的发行和流通事宜。2月大清银行清理结束，另组中国银行，谈荔孙到北京接任中国银行总行会计课主任，主持建立了全行的新式会计制度。其后谈荔孙转任中行国库局局长，他“外采欧制，内察国情”，建立了一套国库管理制度。

  长江中下游一带为中国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中国银行成立后，为了开辟在这一地区的业务，调派谈荔孙赴南京筹建分行。1914年，南京分行成立，谈任行长，以后又在汉口、九江、安庆、芜湖、镇江、徐州、苏州、杭州等地设立分支行，除经营工商业信贷、货运押汇等一般业务外，主要是代理国库，并发行印有省区名称字样、限在各该省内使用的中国银行纸币。当时在这些分支行担任会计的多为南京高、中两等商业学堂的毕业生，与谈荔孙有师生之谊，工作进展顺利，中国银行很快在江南打开了业务局面。

  1916年3月，袁世凯在讨袁护国战争的压力下被迫取消帝制，京津两地中、交两行发行的纸币失去信誉，发生挤兑风潮，北京政府竟明令停兑，致使风潮扩大，造成市面混乱，两行纸币贬值，使持有者蒙受很大损失。谈荔孙坚决反对停兑令，为维护中国银行的信誉，他联合中行上海分行的宋汉章、张嘉璈等，拒不执行总行的“停兑”命令，并商得当时坐镇南京的江苏督军冯国璋的同意，以省库为担保，收兑当地印有省名的中行纸币，稳定人心。在宋汉章、张嘉璈、谈荔孙等的运筹帷幄之下，挤兑风潮宣告平息，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及宋、张等人由此而声名大噪，谈荔孙也因此得到冯国璋的赏识。

  1917年7月，张勋拥溥仪复辟失败后，冯国璋出任北京政府的代理总统，派冯耿光为中国银行总裁，次年6月又调谈荔孙为中行北京分行经理。谈荔孙的经营方针以稳健为主，鉴于停兑风潮影响中行信誉未复，他在任上不做投机冒险之事，而在规定范围内力图进行。“于存款则抬高利息，极力吸收，以免现金外溢；于放款则择信用较优之户，量与接济，以维市面，一面复疏通汇兑，多购外票，俾金融无窒塞之虞。”在谈荔孙任职期间，中行北京分行的业务得以平稳发展，每年均有盈余。

  谈荔孙在北京任职期间，冯国璋有意另组金融机构，获取利润，并为其政治目的效力，而谈亦感到，任职国家银行颇似为人作嫁，“不足发抒抱负”，难以施展自己利用金融资本从事实业的想法，渴望由自己创办商业银行，施展抱负，但一时又缺乏资金。双方的意愿为江苏省警务处长兼南京警察厅长王桂林所悉。王是冯的亲信，亦是谈的挚友，经王的穿针引线万元，并拉来冯的僚属李纯、齐燮元等认股10万元，扬州盐商贾颂平等认股5万元，冯耿光、张嘉璈、梅兰芳等认股3万元，共得股金38万元，由谈荔孙负责筹建商业银行，定名为“大陆”，以股本100万元，实收50万元，向财政部申请注册。由于冯国璋的关系，验资等手续十分顺利，不久即颁发了执照。

  1919年3月，大陆银行正式成立，设总行于天津，分行于北京，成立董监会，推选谈荔孙为董事长，谈在江南商业学堂的学生曹国嘉为总经理，王桂林等为董监事。1920年初，曹国嘉病逝，适前此安福国会中有人指责谈荔孙身为北京中国银行经理，又兼商业银行董事长，公私不分，于法不合。谈闻讯后，毅然辞去待遇优厚的中国银行职务，专任大陆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职。

  谈荔孙久欲仿效大仓经营思想以施展才能，任职中国银行时，因该行与政局浮沉息息相关而难展所长，如今专心经营大陆银行，得以实现其抱负。他的办行宗旨是：服务社会，辅助实业；经营指导思想是：重视储蓄业务，以存、放款为经营中心；吸收社会游资，通过调剂金融，输送给工商企业；逐步使金融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以达振兴实业的目的，做一个大仓式的企业家。在经营方式上，谈荔孙作风稳健，处事谨慎，“事无巨细，悉出亲裁”，稳步开展各项业务，决策非经研究论证者不予实行，为大陆银行打下了良好的根基。

  在谈荔孙的筹划下，大陆银行于1920年3月在上海设立分行。翌年春，天津总行迁入新厦。此时大陆银行除了经营一般商业银行的国内外汇兑业务外，由于谈荔孙与北京政府高级官员的关系，故能吸收军阀和官僚的大量存款。同时谈荔孙又大力开展银行的信托、储蓄业务，在京、津、沪三行分别设立保管、信托两部，建有水泥保管库，首创出租保险箱，接受露封保管和信托业务（代管点明数额的有价证券、股票、契约等，并代办取息、转期、投资经营等）。1922年夏，专设会计独立的储蓄部，设计多种名目的储蓄，其中如“特种定期存款”，一次存入171.51元，15年到期后可得本息1000元。在当时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下，这种能够获得稳定收益的长期储蓄，颇能吸引一些储户，开办当年，仅天津一地，储户即达1100余户，1932年增至6300多户。在此期间，大陆银行的各种存款总额常在2000万元以上。其他银行见到此种储蓄的吸引力，也相继仿照办理，但仍不及大陆银行在这方面的吸引力。

  为了逐步发展业务，便利客户，1922年，谈荔孙在天津劝业场、河东、小白楼等处开设支行，开同业之先例。此后北京、上海、汉口、南京等分行也纷起仿效，在市内以及济南、青岛、胶县、苏州、杭州等多处设立支行。谈荔孙注重发展银行在教育方面的客户。北京大专院校林立，人员众多，但离市区较远，大陆银行根据谈荔孙的意图，于1923年首先在清华学校开设办事处，方便师生存取款，后又陆续在燕京、北京、辅仁大学设立了办事处。大陆银行上海分行也在大夏大学及多处中学设立服务处，通过多种方式，争取学生及其家庭的储蓄。这样，既服务于师生，获得良好的口碑，又扩大了银行的业务领域，同时青年学生一旦认可了大陆银行的品牌，就非常有可能在未来成为其长期、稳定的客户，于此亦可见谈荔孙的眼光。

  谈荔孙办事严谨，对于大陆银行的放款业务，时以稳健告诫所属。1927年天津发生协和贸易公司倒闭事件，京、津各行受累者甚多，仅中南银行损失即达200余万元，而大陆银行由于经过调查，发觉该企业内部虚空的实情后，及时收回贷款，因此未受损失。对于当时各银行趋之若鹜的政府公债买卖，谈荔孙亦谨慎从事，凡可获利者多买，凡获利较少或不获利者少买或不买，使大陆银行在价格变革不定的公债买卖中获利非浅。

  由于谈荔孙的精心经营谋划，大陆银行的声誉渐起，业务发展非常迅速，开办当年即获盈利，股东回报丰厚，从而吸引了各方竞相增资认股。经过1924、1926、1930年三次增资认股，大陆银行实收股本达到1000万元，1932年资产总额超过9000万元，成为国内名列前茅的大银行之一。

  1921年，盐业银行总经理吴鼎昌提议几家有实力的民营银行成立联合营业事务所，以拓展业务，与外资银行竞争。他的提议得到了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和中南银行总经理胡笔江的赞同，他们又共同劝说谈荔孙的大陆银行加入其中。谈因一向办事谨慎，顾虑他们的经营方针与大陆不一样，未予同意。但经过他们的反复劝说，加上实行的是松散联合，既可以借此拓展业务，又不必受固定的束缚影响营业，谈荔孙最终同意了联合计划。1922年春，大陆银行参加了和盐业、金城、中南银行共同组成的“四行联合营业事务所”，合办“四行准备库”，联合担保中南银行发行的钞票；合办“四行储蓄会”，从事联合存、放款业务；筹备建造当时远东最高的上海国际饭店等。但这种联合经营，仅是一部分对外的业务项目，内部则四行依旧各自单独经营。

  谈荔孙主持大陆银行，与北洋军阀有较多的关系，当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后，谈荔孙一时难以判断局势的发展，以其一贯的谨慎态度，他一方面在南方寻求新的关系，一方面收缩在南方的业务，对形势发展取观望态度。

  1928年春，国民革命军二次北伐，进攻天津的傅作义部因缺乏后勤接济，向大陆银行借款10万元，得谈荔孙应允，谈也因此与傅作义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蒋介石当政后，其引用的吴鼎昌、钱新之等是谈荔孙的老同学，对谈当有所关照。因此，大陆银行的业务在政权之下并未受到太大的影响，谈荔孙经过一段时间的观望后，也开始恢复并扩大大陆银行在南方的业务。

  由于银行放款多以实物作抵押，以存仓的商品栈单为凭证，仓库业在银行与实业间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为确保贷款安全，谈荔孙以投资仓储、经营仓库业务作为开展大陆银行业务的重要环节。1925年，大陆银行为与在天津建有四大仓库的英商平和洋行竞争，除自建仓库外，另又租得两处，规定客户以本行仓库所出栈单做抵押时，贷款利息可受优待，押款金额也可放宽至货价的八折，因此深受客户欢迎，业务逐渐发展，每年押款在1000万元以上，而平和洋行的业务则一落千丈，最后不得不将四大仓库租赁给大陆银行经营。大陆沪行亦在谈荔孙的倡议下，自建仓库于北苏州路（此即为淞沪抗战中著名的“四行仓库”），1928年押款数达870余万元，仅次于大陆津行。与仓库业务有密切联系的是保险业务，1931年大陆与金城、中南、交通、国华四银行合营太平保险公司，谈任该公司董事。此外，1929年，谈荔孙还从大陆银行拨出部分资金，在天津设立大陆商业公司，从事进出口业务，以与外商进出口洋行相竞争。因为大陆商业公司经营状况颇佳，大陆银行又在工业领域投资，于1930年收买了良乡的一家煤矿公司和天津的一家面粉公司，由大陆商业公司经营。

  鉴于上海是当时中国经济的中心，1930年，谈荔孙筹备在上海建立大陆银行储蓄信托总部，以进一步开展储蓄信托业务。储蓄信托总部的经理沈尔昌为大陆银行汉口分行经理，他为了获取高额利润，决定向地产业高质量发展。他以年租金20万两白银的价格，向哈同洋行租得南京路、九江路之间一块9亩多的地产，出资45万两白银建造大陆商场。事前谈荔孙虽同意该计划，但亦以“事重款巨，设有纠纷迁延，何堪设想”，提醒沪行审慎行事。后由于形势变化，建筑费严重超支，而商场建成后，因市面不景气、租金高昂，致使承租者未如预期之理想。商场在运营中亏本甚多，最终在1936年以低价由哈同洋行连同地产一并收回，改名慈淑大楼。

  1931年春，谈荔孙抱病去黑龙江调查大豆的产销情况，认为开发前景乐观，遂决定出资70万元，向德商西门子洋行订购日产1500担的全套榨油设备，积极在该地筹建大型榨油厂。可是后来他从好友何澄处获悉，日本帝国主义有对东北发动侵略战争的企图，而南京政府实行的是妥协退让政策，为避免万一战争发生而影响到投资的收回，谈被迫中止筹备事宜，赔偿西门子洋行损失15000美元。几个月后，“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侵入东北，大陆银行虽因及时退出而未受更大的损失，但也使谈荔孙感到，在当时环境下，难以施展使金融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以振兴实业的抱负。

  1932年春，谈荔孙又应绥远省主席傅作义之请，由大陆银行贷款，以财力支持傅筹建毛织厂，帮助介绍购买机器，引进技术和工人。该厂建成后利用当地羊毛，织出毛毯、呢绒，行销华北、西北各地，为当地毛纺工业奠定了基础。

  谈荔孙早在1929年春，曾在大陆银行董事会上提议：调整人事，聘用具有金融和工商业管理方面丰富经验和学识的人才，向大陆银行输入新鲜血液，以适应业务发展的需要。但大陆银行多数董事系北洋时期旧军阀、官僚的代表人物，并无远大眼光，只求眼前利益，他们担心任用新人后会增加银行开支，同时原有通过私人关系介绍入行的人员也会被淘汰，因此主张缓行改革。但谈荔孙坚持自己的主张，他制订了具体的改革计划，在总经理处增设顾问室，延请学者、名流和富有经验的人士为顾问，对行内工作提出意见，进行内部整顿改革。

  谈荔孙在中国银行业界任职多年，兢兢业业，为中国银行业的发展，也为中国银行的发展，尽心尽力，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患有较严重的高血压病，但因一心致力于工作，无暇休养，而使病况加重。1932年12月15日，谈荔孙正批阅文件时，突发脑溢血，半身瘫痪，遂急送德国医院疗治。但因病情过重，医治无效，1933年2月25日，谈荔孙以53岁的壮年在北平去世。

  稿件原载于《大银行家》，政协淮安市淮安区委员会、淮安市淮安区文史资料办公室编。